陪诊师的工作涉及推轮椅、取号、缴费等，旨在辅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独自就医的外地患者，被誉为医院中的“临时家人”。然而，这一行业长期以来未被纳入国家职业目录，缺乏统一的规范。11月1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简称《陪诊国标》）正式实施。这是针对陪诊行业的首个国家标准，明确了服务的界限和操作流程。行业智库“陪诊有道”的创始人兼CEO张志援是这一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陪诊国标》是一个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是业内的“最低基准”，虽然并不具备强制性，但为行业内的服务提供了基础性的参考。自7月2日该标准公布以来，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和资金陆续进入陪诊行业。在上海、福建等地区，由于老年患者的就医需求日益增加，许多公立医院已正式推出配套的陪诊服务。张志援指出，随着行业的逐步成熟以及《陪诊国标》的实施，公立医院引入陪诊服务的进程正在加快。预计到年底，通过招标的形式，参与陪诊服务的公立医院会超过一百家。

《陪诊国标》清晰地 delineate 了陪诊的角色，指出陪诊服务属于辅助性医疗服务。在得到患者或法定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陪诊人员可以提供包括院内引导、预约检查、取药和领取报告等在内的12项服务，同时还包括生活帮助和情感支持。一位在北京有多年经验的陪诊师表示，经过多年的发展，陪诊师的工作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种是全程陪伴患者就医，提供情感支持；第二类是负责取药和领取报告等事务；第三类是代问诊，在患者无法亲自到场时，替他们向医生提问并获取治疗方案，这需要陪诊师提前了解患者的病情，判断医生可能提出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在与《陪诊国标》同期发布的解读材料中提到，目前全国陪诊市场的规模已达到数百亿元，自2014年以来，国内注册的陪诊公司总数已达1048家，其中超过70%成立于2022年之后。

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陪诊行业也暴露出不少风险。福建某公立三甲医院的副院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陪诊服务给医院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陪诊师没有统一的着装，医院难以确认其身份。此外，由于行业内人员准入和收费标准不一，患者和陪诊师之间的私下沟通与转账导致一旦发生纠纷，常常难以提供证据和确定责任。同时，患者交给陪诊师的身份证、医保卡和病历等个人信息也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此外，部分从业者可能借陪诊之名从事黄牛行为，倒卖知名医院或专家的号源。

为防范风险，《陪诊国标》设定了七条红线，明文规定陪诊师不得解释检查结果、参与医疗操作、提供医疗建议、代表患者或家属做出决定、调整用药方案、隐瞒或选择性传递关键信息以及签署法律文件。张志援指出，过去一些从业者对陪诊的界限认知模糊，常常在被医院或警方警告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犯了规。随着《陪诊国标》的实施，一些小型公司开始参照标准制定服务规范，与不当行为划清界限。然而，对于代问诊的服务边界，虽然存在争议，但《陪诊国标》没有将其明确纳入或者禁止。虽然医生应当面对面了解患者情况，但代问诊确实能减少行动不便的老年患者和外地患者的就医成本和时间。因此，在标准中未对其作出明确规定。

在责任划分上，《陪诊国标》也没有详细说明责任主体。张志援提到，在标准制定时，有医院负责人希望具体说明哪些情况由陪诊师承担责任，但陪诊师通常难以全面掌握患者的健康状况，若患者携有隐性疾病或服务过程中出现急症的情况，责任划分会变得复杂。业内普遍建议陪诊师在服务前了解患者情况并进行风险评估，同时记录服务的详细过程，以期事后追踪。

随着近年来一些公立医院开始组建陪诊团队，这一现象也在逐渐增强。一位公立医院副院长表示，《陪诊国标》为医院推出陪诊服务提供了准则，有助于降低医疗安全风险。张志援补充道，公立医院的陪诊服务内容与社会机构相似，但价格相对低，管理要求也更加严格。目前，公立医院的陪诊服务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医院自行组建团队，例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于10月11日推出的配合护士提供的陪诊服务；第二种是公益陪诊，由医院组织志愿者为需要帮助的患者提供免费的陪同服务；第三种是通过招标引入第三方机构，以明确的费用和内容供医院监管。

“公立医院的陪诊服务由于有公信力更具吸引力。”张志援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公立医院布局陪诊服务，将能够更好地满足基础和普惠的陪诊需求，同时也将推动陪诊市场的转型升级，促使一些陪诊机构提升服务质量，为支付能力更强的群体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张志援认为，《陪诊国标》的实施明确了陪诊服务的内容，并将有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